在数字时代，电子购票已经成了大多数人的选择。你一定在尝试过在平台上购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、刷脸进站上车，或和朋友一起蹲点抢一张热门演唱会的门票。在这些过程中，12306、大麦等大型票务平台已经成为许多用户的选择，它们的使用体验各不相同，反映出背后的票务分配逻辑不同。

当票务平台掌握稀缺票源的分配权，它便不再只是交易中介，而在一定程度上行使着准公共权力。因此，抢票难、黄牛票等由票务平台分配规则带来的问题，如，实际上是数字时代的公共治理问题。本文将对现今热门票务平台的案例进行调研，进而从公共管理学科视角出发、讨论数字时代的公共治理问题。

案例1：12306平台

在中国铁路尚不发达的以前，买票还需要到车站人工售票窗口或者机器售票处，并手持纸质票上车。小时候，坐火车的记忆，就伴随着长长的队列、红底白边的纸质票、车站大厅的泡面味儿。

直到2011年，属于我国的铁路电子票务系统——12306平台才终于上线。然而，仅仅上线半年后，2012年春运时系统即因瞬时访问量超14亿次濒临崩溃。彼时，现任12306平台技术部主任的杨立鹏回忆：“售票窗口排起长龙，网友吐槽‘抢票比高考还难’。”

自此，国家深刻意识到铁路电子票务系统的复杂性，并由铁道部牵头、组建了专门的团队，结合即时正在兴起的电商市场经验进行攻关。次年春运，升级后的系统高峰日售票量从60万张跃升至120万张，成功化解“雪崩式瘫痪”危机。此后，12306平台逐年迭代，截至2024年底，全路累计发售电子客票185亿张，为铁路节约票纸154亿张，降低社会总出行成本上千亿元，成为交通领域超大规模实时交易系统的典范[1]。

在技术上，12306平台针对我国铁路海量高并发访问的场景、席位动态裂变式的访问逻辑，引入异步交易排队技术、设计“分时分区”购票策略，并从多个方面对系统进行深度优化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如今，12306平台给我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简洁、高效，在查票、购票、进站、上车的各个环节都十分便捷。除了一般长途票的直接购买外，我们常常在购买区间票、短途票时发现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——“长途有票、短途无票”。根据调查，其根因在于：12306平台采用长途优先、兼顾中短途的原则，而非简单的“先到先得”。其票额分配的逻辑是：

在这种宏观的策略下，微观上，仍然会有部分旅客存在“买长乘短”的行为，这会导致长途区间旅客买不到票、购票者承担了不必要的票款，同时会在宏观上形成失真的需求数据，误导运力研判，人为制造“虚假紧张”[2]。只有每一位出行者都理性购票、诚信出行，铁路部门才能根据真实需求精准配票。

因此，我认为：必要的宣传是需要由官方牵头展开的。一方面，需要通过宣传，让公众理解这套规则背后的逻辑，减少“买长乘短”的行为；另一方面，需要引导公众善用候补购票功能，特别是让携程、智行等第三方平台抢票功能的潜在用户意识到：12306平台的候补功能中，退票和增开席位会优先退回候补队列，黄牛机器再快，没票也抢不到，因此第三方加速包基本是心理税，候补不到只是宏观上运力不足的原因。

案例2：大麦平台

近年来，随着消费水平的上升，越来越多的公众群体开始将听演唱会等作为娱乐手段，这也使得演出市场越来越大。还记得第一次替朋友在大麦平台上抢票，即使只是一个音乐会的座票，也是发动了十多位朋友、各自在手机上蹲点，准时在界面上反复点击不同颜色的座位、点击抢票，然后被一次次地卡出界面、提示“票已被抢走”。

诚然，大麦等票务平台都具备一些被普遍感知到的核心痛点：购票难、退票难、黄牛炒票、投诉无效

根据搜集到的资料[4]，演唱会的票务乱象，表面看是“黄牛”在捣鬼，根源却在票源的分配机制：

随着演出票务行业越来越发达，其马太效应也越来越强。像大麦平台这样的“市场地位稳如磐石，用户口碑一路滑坡”的现象，和当年的携程如出一辙，两者都是占据行业绝对主导地位、掌握规则制定权，但却利用市场支配地位设置不公平条款，消费者权益受损却缺乏替代选择。携程最终领到了51.79亿元的反垄断罚单，给所有平台型企业敲响了警钟，针对大麦等平台的治理应该也不远了。

案例3：美国TicketMaster平台

大麦平台是中国演出票务市场最大的主导者，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，也存在着一个类似定位的平台——TicketMaster。

TicketMaster在市场上表现为垄断结构，以排他性合同控制着美国超过70%的大型演唱会场地，并利用对露天剧场的所有权，强制使用其剧场的艺人同时使用其推广服务，形成闭环控制。网络上，对其的控诉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：

  1. 定价不透明：Ticketmaster鼓励采用动态定价机制，“推动艺人积极扩大动态定价的使用”并促使艺人在面向公众发售之前就将门票投放至转售市场，将分配权力从明确的排队规则转移到了不透明的算法计算之中[5]。
  2. 官方黄牛：Ticketmaster与票务经纪人“协调”，允许后者获取数百万美元的票源，甚至通过名为TradeDesk的软件平台为经纪人提供技术支持以突破购买上限，再在其二级市场上转售[5]。这意味着平台在三个节点收取费用：经纪人一级市场购票、二级市场转售、粉丝最终购买。

即使这样，该平台在美国仍然没有得到官方的治理。多个州联合上诉后，2026年3月，美国司法部突然与其母公司Live Nation达成和解，引发众怒，33个州拒绝接受，选择继续诉讼[6]。这说明：当分配平台的垄断权力足够强大时，它甚至能够影响监管过程本身。

思考1：票务平台背后的分配逻辑

12306平台的成功，证明了：在线选座、电子票、人脸识别入场等技术没有多高的壁垒，不同票务平台的分配逻辑背后，反映的是其治理的意愿而非技术水平。对三个平台的所有权性质、分配权力来源极其分配逻辑对比如下：

12306大麦TicketMaster
所有权性质国有公共基础设施私营平台（阿里旗下）私营垄断企业（Live Nation子公司）
分配权力来源国家背书、公共授权市场垄断地位，受公共政策约束市场垄断地位，已成功抵御了多次公共监管尝试。
分配逻辑候补排队，“时间优先、顺序兑现”秒杀抢票、先到先得动态定价、价高者得

可以看出，平台的所有权性质、分配权力来源，决定了分配规则的公平程度：

因此，在数字时代，这些票务平台的分配逻辑背后，正是公共治理的问题：

思考2：票务平台为什么需要公共治理？

经济学用排他性和竞争性来界定物品的分类，依照此框架：

按此定义，演唱会门票作为私人物品，通过市场逻辑销售是合理的。然而，物品的消费属性是一方面，分配过程的公共性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。当票务平台作为分配机制的制定方，行使分配这些私人物品的权力时，就会直接影响着消费者权益、市场公平和社会信任，而这些是公共治理关注的问题。

因此：判断是否需要公共治理，关键不在于物品的属性，而是干预目标是否导致了市场失灵和公共性问题。票务平台的分配机制不合理，会导致上述公共性问题，因此需要公共治理介入，使用政策规则进行矫正。其治理目标，也不是替代市场定价，而是要求平台履行信息披露、公平交易、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公共责任。

拓展：从票务平台到国家级公共服务平台

票务平台的启示不止于票务，在数字时代，平台型政府的概念逐渐兴起：国家与公民之间正在形成一层日常化、规则化的数字连接基础设施，形成大量的国家级公共服务系统。

在我国，更多的国家级公共服务系统正在被数字化，如个人所得税APP、电子社保卡、医保码等。这些平台的共同点在于：通过数字身份确定权利主体，借助平台规则确保分配过程的公平性，使得国家得以在数字空间中直接定义资格、分配资源、监控公平。

References：